社會學：重建中國社會學的40年與40人

　　自2018年末，南京大學“雙一流”建設之卓越研究計劃批準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院）設立“社會學理論與中國研究”的重大項目以來，我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夠將社會學理論的探索與當代中國社會的研究相銜接。為此，2019年一開年，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當年，我們就在當代中國研究領域推出了兩項研究計劃：其一，“新中國工業(yè)建設口述史”研究；其二，“新中國人物群像口述史”研究。

　　就前一個主題而言，幾乎是在踏進2019年的門檻之際，我們就以古都洛陽的兩家著名的國有大型企業(yè);第一拖拉機廠和洛陽礦山機械廠為研究對象，開啟了新中國工業(yè)建設口述史研究；并在2019年夏日將這項研究推廣到包括貴陽、安順、遵義、六盤水、都勻和凱里在內(nèi)的貴州省的分屬011、061和083三大基地的十幾個三線建設企業(yè)。如果不出意外，今年下半年我們將把這項研究推進到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的兩個大名鼎鼎的企業(yè)鞍山鋼鐵公司和大慶油田，完成對毛澤東時代五家（群）有代表性的大型國有企業(yè)的研究，并從2021年開始將研究推向鄧小平時代崛起的五家（群）不同所有制的企業(yè)。

　　2019年周曉虹（左）在第一拖拉機廠進行口述史訪談

　　就后一個主題而言，我們計劃陸續(xù)推開志愿軍老兵、勞模、女兵、鐵姑娘、赤腳醫(yī)生、工作隊員、宣傳隊員、知識青年、工農(nóng)兵學員、“1977級”、個體戶、農(nóng)民工、企業(yè)家、學者（社會學家）、“海歸”、“白領”（中產(chǎn)）等人物群像的口述史研究。我們以為，正是活躍在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這兩大時代中的千百萬普通而平凡的人物群體及其個人生活史，建構了我們民族橫跨70年的當代奮斗史。

　　為了推動第二個主題的研究，我們已經(jīng)在2019到2020年間，啟動了勞模、女兵、知青、新華報人等幾項人物群像的口述史研究，而在這一主題中，對學界來說最重要又最有影響的人物群像研究，當屬借2019年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40周年之際開啟的40位社會學家的口述史研究。

　　原本在我們的研究考慮中，就有學者或知識分子群體，基于我本人的學科歸屬，也基于去年恰逢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40周年的重要時段，更基于社會學這一學科的獨特性質(zhì)，1952年后被視為“資產(chǎn)階級偽學科”而遭取締，及1978年后它與改革開放大業(yè)的天然關聯(lián);我們十分自然地選擇了社會學家作為學者或知識分子群體的代表予以研究。我們以為，選擇社會學家作為口述史研究的對象，不但能夠反映社會學學科重建的歷史與經(jīng)驗，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當代變革與嶄新進步。

　　考慮到中國社會學重建的實際狀況、訪談工作量和具體篇幅，一方面我們確定本項研究訪談40位社會學教授，以紀念社會學恢復與重建40周年；另一方面我們將這40位社會學教授劃分為三個部分。

　　其一，直接支持并參與了中國社會學重建的“海外兵團”的五位教授，比如參加1980年北京第一期社會學講習班授課的香港中文大學李沛良教授，參加1981年北京第二期社會學講習班講演和南開社會學專業(yè)班授課的美國杜克大學林南教授，牽頭組織1983年“兩岸三地”社會科學家首次會議;“現(xiàn)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的香港中文大學金耀基教授，以及八九十年代開始支持大陸社會學及社會心理學重建的臺灣大學葉啟政教授和香港大學楊中芳教授。在中國社會學的重建過程中，以已故社會學家楊慶堃為代表的“海外兵團”功不可沒。

　　1980年中國社會學研究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第一屆社會學講習班合影。圖片由李沛良教授提供。

　　1979年12月，匹茲堡大學社會學代表團訪問北京。左一為楊慶堃教授。

　　其二，直接參與中國社會學重建的南開大學社會學系蘇駝教授，在此后40年中成長起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李培林教授及各大院校的27位社會學教授，以及長期從事社會學著作出版并擔任中國社會學會秘書長20年之久的謝壽光社長，共計30位。

　　除了最早的參與者與組織者蘇駝教授，以及留日歸來的中國人民大學沙蓮香教授外，這些位學者大多是在1977到1980年即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考入大學的，再或者像蘇國勛、馬戎那樣讀研究生的，他們中間有一部分出國（如李培林、李友梅）或出境（如張靜、周怡、張文宏）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也有一部分人在境內(nèi)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訓練。

　　1983年9月，全國社會心理學教師進修班師生合影。左九為蘇駝教授，左八為費孝通教授，左五為孔令智教授。

　　2018年第二屆“費孝通學術成就獎”頒獎典禮在南京大學舉行，李培林教授獲“費孝通學術成就獎”。

　　其三，在這40年中出國留學、留在海外從事社會學研究并在此期間以不同方式參與中國社會學重建的五位教授，包括謝宇、周雪光、邊燕杰、趙鼎新和周敏，這五位教授與不同的院系乃至整個中國社會學界有著不間斷的學術聯(lián)系，他們同樣以自己的方式為中國社會學的重建做出了積極貢獻。

　　1985年中美社會學家會議，圖片由謝宇教授提供。

　　2019年3月15日，中國社會學界10位“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與貴州民族大學共同舉辦了“中國社會學：從本土化嘗試到主體性建構研討會”，以紀念中國社會學重建40周年。自那時起，我們便開始著手準備從事本項有關中國社會學重建的口述史研究。

　　除了南開大學宣朝慶教授團隊于2019年4月動手開始蘇駝教授的口述史訪談，沙蓮香教授更早完成了自己的口述實錄初稿，其余38項口述史訪談或補充基本始于2019年6月22日至2019年12月26日之間。

　　最先進行的是周敏教授和林南教授的兩項訪談，當時正逢兩位執(zhí)教于美國的學者借暑假回大陸參加學術交流，我們便分別于南京和西安開始了本項訪談；最晚進行的應該是12月26日成伯清對宋林飛教授的補訪，以及同一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對金耀基和李沛良兩位教授的訪談，盡管當時香港騷亂高峰已過，圣誕之夜我們在下榻的沙田購物中心還是目睹到“黑衣人”的侵擾，這份類似“戰(zhàn)地記者”的工作使我們多少充滿了挑戰(zhàn)，也使我們最終沒有遺失對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在中國社會學重建中的重要功績的記敘。

　　2003年，第八屆“現(xiàn)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在上海召開，左二為李沛良教授，左五位金耀基教授。

　　考慮到我們要訪談的社會學家分布在不同的省市、地區(qū)和國家，為方便起見，除了包括我、成伯清、周海燕諸教授及陸遠博士在內(nèi)的南京大學口述史團隊外，我們還邀約了北京大學盧云峰教授、彭泗清教授，浙江大學錢力成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學邊燕杰教授，南開大學宣朝慶教授，在北京、上海、西安、天津等地完成了部分社會學家的訪談。

　　另外，南京大學劉柳副教授、許琪副教授、田蓉副教授、時昱副教授、曹慧中博士、胡潔博士、邱月博士、王東美博士、陳勇博士、王健博士及博士研究生趙超越、董方杰、常江瀟、張航瑞、王余意、彭圣欽、原璐璐、游彧涵、胡文博、沈承，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吳越、工商管理（EMBA）專業(yè)研究生劉婧，西安交通大學博士研究生魯肖麟，南開大學博士研究生郝光耀、于建琳等都參加了本項訪談的助理工作或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為本項研究的最終完成貢獻了力量。

　　應該說明的是，因為各地的訪談進度不一，也因為我們原定訪問的部分敘事人或在境外、國外訪問，或時間安排不開，而我們的訪問截止日期又限于12月31日，所以有些原想訪問甚至已經(jīng)聯(lián)系的親歷者最終未能接受我們的訪問，這為本項研究帶來了極大的遺憾。其中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漢林研究員、黃平研究員、陳光金研究員、王春光研究員，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中央黨校吳忠民教授，南京大學風笑天教授，吉林大學田毅鵬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盧漢龍研究員，上海大學仇立平教授，浙江大學馮鋼教授，中山大學王寧教授、劉祖云教授;希望未來我們有機會去完成這些在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過程中同樣殫精竭慮的學者們的口述史訪談，以豐富我們對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的敘事。

　　2020年10月27日，在周曉虹府邸對稿件進行群校，校對至《翟學偉：從中國文化中尋找普遍性》。

　　在我們進行本項研究的過程中，得到了諸多師友的支持和幫助。李培林教授曾與我多次相約，最后在云南大學召開慶?！翱w研究室”建立80周年的會議上才完成了訪談；蔡禾和謝立中兩位教授為了讓我少跑路，專門趁回老家探親的機會順道探訪南京完成了訪談；李沛良教授不僅妥善地安排了我去香港的訪談，而且一直擔任我與不用電子郵件和微信的金耀基教授之間的“信使”；費孝通教授的外孫張喆先生、王康教授的侄女王立女士、中國社會學會秘書長謝壽光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馮仕政教授，都為本書提供了許多與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相關的歷史照片（1948年中國社會學社第九屆年會的照片則來自社會學家孫本文教授的兒子孫世光先生生前的饋贈）；上海社會科學院盧漢龍研究員因2019年下半年旅美不能接受訪談，但回國后同樣熱情提供了上海社會科學院從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工作的相關照片。沒有上述師友的大力支持和熱情鼓勵，我們是無法順利地完成這項富有意義的學術記載工作的。

　　1979年3月，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xiàn)在也需要趕快補課?！睆哪且院?，中國社會學開啟了迄今為止已達40年的恢復與重建進程，并在這40年里與改革開放同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值得慶幸的是，2019年，在中國社會學重建40周年的重要時間節(jié)點上，我們敏銳地開啟了社會學家的口述史訪談，并獲得了親歷這一偉大歷程、參與這一偉大實踐的海內(nèi)外社會學家的積極支持。在我們完成這一富有紀念意義的工作中，從40位社會學家的個人經(jīng)歷的表述中，我們都深感中國社會學的重建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是緊密相連的。不僅改革開放賦予了中國社會學重建的歷史機遇，中國社會學的重建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不同的社會學家也用各自的學科話語建構并推動了人類歷史上這一偉大的進步與變革運動。因此，記載中國社會學的重建歷史，即是記載中國社會的當代變革與進步歷史。

　　在完成這項工作、撰寫本書后記的時候，我一直在想，不知道10年之后我是否還有精力從事社會學的研究，是否還能在2029年即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50周年的時候，完成上面提及的那些未能訪問的社會學家的補訪，同時再訪問50位比我們年輕一輪的社會學家，用100位中國社會學家的個人成長史與學術演進史，回應1930年孫本文等老一輩社會學家建立中國社會學社及吳文藻、費孝通等創(chuàng)立社會學“中國學派”時的偉大設想，讓社會學這一舶來的學科在我們民族的土壤中生根發(fā)芽。